《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》

读书环境论

他的弟弟曾国潢在家书中提出，家中杂事太多，他静不下心来，所以想要到外边找一个教私塾的工作，一边工作一边学习。曾国藩在复信中毫不客气地批评道：

“必欲找馆出外，此何意也？不过谓家塾离家太近，容易耽搁，不如出外较清净耳。然出外从师，则无甚耽搁；若出外教书，其耽搁更甚于家塾矣。且苟能发奋自立，则家塾可读书，即旷野之地、热闹之场亦可读书，负薪牧豕，皆可读书；苟不能发奋自立，则家不宜读书，即清净之乡、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。何必择地？何必择时？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！”

圣人想法外溢

接到曾国藩这封言辞堂皇、立意正大的家书，曾国潢却很不高兴。性格憨直的他，认为曾国藩站着说话不腰疼，把他说得什么也不是，一气之下写了一封三页长的回信。他在信中指责曾国藩“待人不恕”，说他“月月书信，徒以空言责弟辈，却又不能实有好消息，令堂上阅兄之书，疑弟辈粗俗庸碌，使弟辈无地可容云云”。

从曾国藩和曾国潢的这次书信往来可见，决心脱胎换骨后，曾国藩以圣人自期，亦不切实际地以圣人标准要求诸弟。在持身陡然严峻之后，其对曾国荃难免更趋严厉。

恰值此时期，曾国荃与兄嫂产生龃龉——不仅拒绝与大嫂同席共餐，亦拒绝继续随兄长修习课业。此类举动，恐非巧合所能解释。

命运与理智的决战

咸丰十一年十月，太平军突攻上海，上海士绅奔赴安庆向曾国藩求援。时上海已开埠，富庶繁华、饷源充足。士绅为劝曾国藩早日出师，承诺每月接济湘军十万两饷银——这对常年为军饷发愁的曾国藩极具诱惑。此事虽打乱其战略部署，然权衡后，曾国藩仍应允派兵救援。

初拟将此差委于曾国荃。曾国藩认为，转战上海对曾国荃实为良机：
其一，上海资财丰沛，战事不艰。曾国藩称“上海为苏、杭及外国财货所聚，每月可得厘捐六十万金，实为天下膏腴”；
其二，时苏杭等下游要地多已沦陷，上海乃新辟战场，建功之机更广；
其三，曾国荃此前因功获布政使实职，若再立战功，可擢升江苏巡抚。

故十月二十四日，曾国藩致信曾国荃，拟调整战略：由曾国荃主攻上海、苏州、常州，南京则交多隆阿与鲍超合围。

然而，曾国荃的全部注意力都被太平天国首都南京所吸引。他心心念念的，正是要啃下南京这块“天下最难啃的硬骨头”，建立首功。因此，他断然拒绝了曾国藩的建议，回信辩称：

“松、沪财赋甲天下，筹饷易。然贼巢在金陵，急攻其巢，必以全力援救，而后苏、杭可图。愿任其难者。”

为推脱上海之役，他甚至拖延从家乡出发的日期，迟迟未归安庆。

曾国藩深知无法勉强弟弟，只得回复：

“弟不肯赴上海，亦系量力而行。余已别有位置。”

这一拒绝，却意外成就了李鸿章的历史机遇。

彼时，李鸿章已在曾国藩幕府担任文案秘书多年，苦于缺乏独立发展的机会。曾国藩原计划派曾国荃赴上海，并让李鸿章辅佐。曾国荃拒绝后，曾国藩转而属意老将陈士杰，但陈亦犹豫不决。李鸿章敏锐抓住时机，主动请缨，“坚请赴申”，展现出强烈进取心。王闿运记载：

“李（鸿章）在军中不见知……后以沅甫（曾国荃）、俊臣（陈士杰）俱畏避，李乃自请行，非曾（国藩）意也。”[4]

尽管资历稍浅，但因无人愿往且李鸿章态度坚决，曾国藩最终命其组建淮军出征上海。

这一决策被历史证明极具远见：

经济：李鸿章抵沪后迅速掌控丰厚财源；
军事：通过通商口岸获取大量西方先进武器；
政治：经曾国藩密荐，先署理后实授江苏巡抚，地位反超曾国荃；
视野：与西方密切接触后眼界大开，奠定其洋务运动领袖地位。

而执着于“天京首功”的曾国荃，却因忽视上海的战略价值，错失这一转型契机。

我看功劳如屁放

这两首诗是曾国藩在曾国荃攻下南京、立下大功后所作。当时兄弟二人同时因功封爵受赏，但曾国藩将功劳全归于曾国荃，并再次强调自己的爵位是弟弟所赠。诗中写道：

"左列钟铭右谤书，人间随处有乘除。
低头一拜屠羊说，万事浮云过太虚。"

诗中"屠羊说"的典故出自《庄子·让王篇》。此人是楚昭王时期的屠夫，在楚昭王复国过程中立下大功。当昭王问他想做什么官时，屠羊说回答道：

"楚王失去了故国，我也跟着失去了卖羊肉的摊位；现在楚王恢复了国土，我也恢复了羊肉摊，这就足够了，还要什么赏赐呢？"

曾国藩借此典故劝诫曾国荃：

当以更开阔的视野看待功名；
不必过分计较个人得失；
功名利禄终如浮云过眼。

你看此生咋过？

如王澧华先生所言，曾麟书总体上是一位识大体、肯任事、中正和平的典型乡绅。他晚年对自己的这一身份颇为满意。咸丰四年（1854年），他撰写了一副对联，并命其子曾国藩书写后悬挂于室内：

"有子孙，有田园，家风半读半耕，但以箕裘承祖泽；
无官守，无言责，世事不闻不问，且将艰巨付儿曹。"

上款题"咸丰四年正月上旬"，下款署"竹亭老人自撰，命男国藩写"。

读书？读书！

十虚岁起，曾纪泽开始读《尚书》。韩愈所谓"周《诰》殷《盘》，佶屈聱牙"，连大人都感觉艰涩难懂的内容，对一个孩子而言更是如同天书。然而仅一年后，纪泽便已读完《尚书》，开始正式攻读史书，每日"加讲《通鉴》一页"。这样的学习进度，对今天的儿童来说简直难以想象。

不过相比当时大部分学童，曾纪泽的学习还算轻松。曾国藩在家书中提到纪泽"每日读书，颇能领会"。从"颇能领会"四字可知，纪泽读书并非单纯死记硬背，而是有老师讲解课文含义。

这在今天看似平常，但在当时实属罕见。传统私塾教学以背诵为主，通常要求学童先熟背课文数年，待年龄稍长才开始讲解。曾国藩却要求塾师采用截然不同的方法：每篇课文都需先详细讲解，待纪泽理解后再行背诵。

这种教学差异，胡适在《四十自述》中做过生动对比。因其母亲额外支付学费，他得以享受"讲书"待遇：

"每读一字，须讲一字的意思；每读一句，须讲一句的意思......故进学堂之后，不觉得很苦。念的几本书虽然有许多是乡里先生讲不明白的，但每天总遇着几句可懂的话。"

而其他未付费的同学则只能死记硬背。胡适曾遇到一位已读过《四书》的同学，竟不解家信中"父亲大人膝下"的含义，令他大为震惊。这让他明白：

"念古文而不讲解，等于念'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'，全无用处"。

作为开明的家长，曾国藩发现纪泽"悟性较佳，记性平常"，因而特别强调理解性学习。这种超前教育理念，使曾纪泽在科举应试之外，更获得了真正的学问根基。

读书怎敢讲天赋？

在曾国藩的两个儿子中，纪泽显然更受父亲偏爱。他自幼便展现出过人的读书天赋，其表现远超同龄人。

如今的小学生通常从三年级才开始练习写作，且内容多为"今日记事"之类的简单题材。而曾纪泽九岁时，就已开始撰写史论性质的议论文——这在今天看来近乎"丧心病狂"，但在当时实属正常进度。

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年）正月初十，曾国藩在家书中记录了一件令他惊喜的事：

"纪泽儿自去腊庞先生归河间，请李笔峰来代馆，日加奖赞，悟性大进。一日忽自作四言诗一篇，命题曰《舜征有苗篇》，余始不信。次日余与黄翥吾面试之，果能清顺。或者得祖父德荫，小有成就亦未可知，兹命其誊出寄呈堂上，以博一笑。然记性不好，终不敢信其可造也。"

当时年仅十一岁的纪泽，竟自发创作了一首四言诗。这种上古诗体本就艰深，加之内容涉及大舜征讨有苗的古老历史，难度极高。令人惊叹的是，纪泽的诗作不仅文句通顺，且颇具可观之处。曾国藩初时难以置信，次日特意与友人黄翥吾当场测试，结果证实确为纪泽所作。

这一发现令曾国藩喜出望外，他特意写信向家中长辈报喜。从字里行间可见，曾国藩认为纪泽的天赋或许得益于祖上德荫，虽对其记性尚有疑虑，但已确信家族后继有人，这个孩子将来必有所成。

古人的教育规划！

在科举盛行的传统时代，曾国荃与曾国藩对曾纪泽的教育规划展现出截然不同的理念。

曾国荃在家书中郑重建议：

"甲三侄天分既高，弟意愿老兄仍教其兼读八股，且需开首做半篇。盖近来读书毛病，才高者往往不就范围。以八股之法范之，庶几更易于成就。如欲其学圣贤，为伟人，不局于小成小就，则不做八股工夫尽可。而学八股工夫，亦断无碍于正业也......望老兄大人遵行为幸。"

这段论述包含三层要义：

天资聪颖者需以八股规范才学
八股训练与圣贤之学并不相悖
强调应尽早开始八股习作

这反映了当时主流观念——对曾纪泽这样的官宦子弟，科举入仕被视为"不二选择"。尤其曾氏家族读书天分普遍不高，难得出现"读书苗子"，更应全力培养其应试能力。

然而曾国藩却持不同见解。他在家书中提到纪泽将来或"小有成就"，明确表示这"并非科举成就"。作为开明的父亲，他对儿子的成长道路有着独到规划：

突破"读书-科举-做官"的单一模式
注重学问本身而非应试技巧
为纪泽保留更广阔的发展空间

这种超前教育理念，最终使曾纪泽成长为晚清著名的外交家，而非又一个科举官僚。

★ 你怎看科举？

曾国藩对科举制度持批判态度，认为其耗费人生最宝贵的时光却收效甚微。他指出：

科举成功需投入十数年光阴专攻应试教材，范围极其狭窄；
若科举失利，读书人往往沦为"高不成低不就"的废人；
即便成功入仕，多数人最终获得的不过是微末功名，丧失的却是初心与人品。

因此，曾国藩直言科举"误人太深"。在他看来：

"一个人一生快不快乐，不在于做多大的官，赚多少钱，而在于你找没找到心灵的归宿。"

这种理念体现在子女教育上：

强调"读书重在明理"，认为明理方能获得真正的快乐；
明确表示："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，余不愿为大官"；
反对过早学习八股，主张先夯实学问根基。

面对家族要求曾纪泽学习八股的压力，曾国藩采取迂回策略：

理论妥协：承诺待纪泽十四岁、《五经》读完后开始学八股；
实际拖延：到约定年龄仍未实施，以致父亲再次催促；
深层考量：认为纪泽作为荫生不必急于应试，可延至二十四岁再参加乡试。

曾国藩在给曾国荃的回信中详细阐述：

"拟令照我之样，二十四岁始行乡试，实可学做八股者十年。若稍有聪明，岂有不通者哉？若十九、二十即行乡试，无论万万不中，即中得太早又有何味？"

这反映了他独特的教育观：

不追求科举速成，注重长期积累；
认为真正的学问需要时间沉淀；
即便学习八股，也主张给予充足准备期。

关于科举考试，曾国藩父子对曾纪泽的首次乡试持淡然态度。成绩尚未公布时，曾国藩便致信儿子：

"今年初次下场，或中或不中，无甚关系，榜后即当看《诗经》注疏。"

结果不出所料，纪泽未能考中。曾国藩在安慰信中写道：

"纪泽照常读书，不作悻悻之态，余亦欣慰。"

此后，曾纪泽再未参加过科举考试。

教育理念的核心：
曾国藩明确提出：

"余不愿为大官，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。"

他心目中的君子标准是：

"勤俭自持，习劳习苦，可以处乐，可以处约。此君子也。"

这种理念强调：

在任何境遇中都能保持内心宁静
快乐源于学问而非功名利禄
重视精神修养胜过外在成就

学术典范的树立：
曾国藩期望纪泽能成为"伯申氏"——即清代训诂学大师王引之。高邮王氏父子（王念孙、王引之）的学术成就备受推崇：

被梁启超誉为"清学第一流大师，一代所宗"
郭沫若评价为"考证学中之白眉，博治精审，至今无人能出其右者"

曾国藩特别推崇：

王氏父子的学术造诣
其"披阅图书、探讨学问"的家学风范
将学问研究作为人生追求的治学态度

像曾国藩这样不功利的家长，不仅在当时非常少见，在今天也难能可贵。

他读书也有他法？

曾国藩为曾纪泽总结的"看、读、写、作"四字诀读书法：

读书之法，看、读、写、作，四者每日不可缺一。

看：

范围：如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、韩愈文章、《近思录》，以及《周易折中》等
特点：博览群书，开拓视野
功用：与子夏"日知所亡"（每日获取新知）相近
比喻：
- 富家：如在外贸易，获利三倍
- 兵家：如攻城略地，开拓疆土

读：

范围：如《四书》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易经》《左传》等经典，《昭明文选》，李白、杜甫、韩愈、苏轼之诗，韩愈、欧阳修、曾巩、王安石之文
方法：
- 高声朗诵：体会雄伟气概
- 密咏恬吟：探求深远韵味
功用：与"无忘所能"（巩固已有知识）相近
比喻：
- 富家：如在家慎守，不轻花费
- 兵家：如深沟坚垒，巩固所得

要旨：

看与读相辅相成，不可偏废
需每日坚持四项功课
不同书籍需采用不同研习方法

人生关口且看他怎么通

让孩子在鼓励和肯定中成长，也是现代教育的重要理念。

这一年，曾国藩在家书中借教导纪鸿习字之法，鼓励他做事要有恒心毅力，能打通人生关口：

"数月之后，手愈拙，字愈丑，意兴愈低，所谓困也。困时切莫间断，熬过此关，便可少进。再进再困，再熬再奋，自有亨通精进之日。不特习字，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，打得通的，便是好汉。"

核心要义：

困境规律：任何学习都会经历"手拙→字丑→意兴低"的困顿期
突破方法：坚持不辍，熬过难关便能进步
普遍适用：不仅习字，凡事皆有极困之时
成功标准：能突破困境者方为好汉